晚清時期，云貴邊境經濟還十分落后，民間商品交易以鹽、布匹為主，運輸則人背、馬馱，交易用銀多為碎銀或銀錠。因離廣東較近，十九世紀末以來國外如英國、美國、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等國銀幣紛紛流入，因為使用方便，使中國市場收到了很大沖擊。光緒十三年(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朝廷自制銀元，獲準后在英國定購機器，率先鑄造銀元，中國機制幣從此登場，改變了幾千年以來人工鑄錢的傳統做法。

光緒九年(1883)，狀元洪鈞升任從二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中法之間在云南形勢緊張，洪鈞舉薦岑毓英(1829-1889)復回云貴上任。岑毓英為改變云貴地區經濟落后的現狀，著手推行便于流通的銀幣試鑄了一種”黔寶”的銀幣并呈洪鈞過目，可惜岑因長期行軍作戰，疾病纏身于光緒十五年五月初八日(1889年6月6日)病歿于云貴總督任上，享年60歲。推行”黔寶”振興貴州經濟的事，從此沒了下文。

1893年，洪鈞逝世，1930年前后，洪鈞直系移居上海，搬家中，清理出”黔寶”銀幣一枚，為住在喬司空巷48號一位叫盧仙裳的老人獲得，盧仙裳在景德路西首開有一爿名叫”汪依昌”的煙紙店，柜臺一角擺放幾個”白相”(蘇州方言意即玩賞)洋錢(蘇州方言銀元之意)，借此吸引顧客，所以生意較同類店興旺。

1932年上海收藏家沈子搓(1881—1969)聞知盧仙裳除銀幣之祖”黔寶”外，尚有”中外通寶”一兩和五錢，有意納藏，委托父親丁宗琪(1913—2003)前去說項，出價三十兩黃金求購上述三枚中國早期的稀見銀幣并允諾若事成付十兩黃金傭金，父親去跑了多次始終無法說動，對于上述三枚銀幣，蘇州金銀幣收藏大家蔣仲川、秦子幃等人也都有意納藏，但是出價均不及沈子搓，而盧仙裳本人將這三枚銀幣視為生命之一部分，哪肯輕易讓出?!

1943年，戴葆庭、馬定祥先生來蘇州與泉友歡聚一堂。以錢幣為職業的馬定祥多次去拜訪盧仙裳老人并將盧介紹入中國泉幣學社。戴葆庭先生是上海錢幣業的龍頭老大，沈子槎先生再次委托戴前來蘇州，請盧仙裳割愛上述三枚銀幣，但是盧仙裳依然不為所動，戴無功而返。

事情一直到了抗戰勝利，中國泉幣學社的活動宣告停頓，不過泉友之間的相互交流并未終止。解放前夕，盧仙裳病重，馬定祥多次來蘇探視，不久，盧逝世，馬定祥急忙趕來，從盧的家屬手中購得這三枚稀見幣，售于上海收藏家沈子槎先生，沈老這樣的收藏家從來是輕錢重物，一諾既出，駟馬難追，中國形勢變幻無常，始終立信為上。從1932年欲收藏這三枚銀幣到1948年左右大功告成的十五六年時間里，心里一直惦念著這三枚珍品，在戰火紛飛，生意艱難的解放前夕，國內形勢動蕩，但沈老仍出重金收藏，自覺承擔保護物證的重大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