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瑞蕓

　　墨西哥女畫家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 1907-1954）在世界各地幾乎都叫人感到“臉熟”——那個頭戴花冠，雙眉幾乎連成一線的形象，辨識度特別高。她去世后，相關的電影拍了不止一部，使她由畫家變身為公眾人物。除了畫風獨特，她的身世也的確“有戲”，充滿了血與肉的搏斗，靈與情的糾纏，既悲愴又浪漫。

　　弗里達出身好人家，父親是從歐洲移民過去的猶太人，憑一手好的攝影技術，在墨西哥有一份殷實的生活。弗里達兒時就活潑靈動，生命力很強，父親特別喜歡她，送她去墨西哥最好的學校學習，若用“錦衣玉食”一詞來形容弗里達的青少年生活也不算離譜。只是命運卻在她18歲的花季給了她致命一擊：遭遇車禍，脊椎折成三段，頸椎碎裂，一只腳被壓碎，一根金屬扶手穿進她的腹部……整一個月，她渾身打滿石膏，躺在一個棺材一樣的盒子里，沒有人相信她會活下來，然而，她居然活下來了。只是在她47年不長的生命中，至少經歷了32次大小手術，截去一條腿，還有過一整年躺在床上一動不能動。但就靠那樣一個殘破的身體，她卻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有聲有色的藝術家，在藝術史上占據一個極其惹眼的地位。

　　
弗里達十九歲時畫的自畫像 本文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我在今年7月去了一趟墨西哥城，參觀了弗里達的住宅藍房子（the Casa Azul）——那里已經成為墨西哥城內一個著名景點，參觀券遠比墨西哥國家美術館門票難買得多。其實一踏上墨西哥國土，就到處看得見弗里達，店鋪的招牌上有她，拎包上有她，T恤上也有她，她完全成了墨西哥的一個文化符號了。

　　這可叫人多少納悶，若僅是因為她的畫好，應該撐不出這個場面來。她丈夫里維拉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畫家，畫得極好，在藝術史上的地位更高，但他的名字就未必能像她那樣，居然閃耀在民間生活的每個褶皺中，她怎么就能獲得這樣的地位？這難道不讓人好奇嗎？

　　我帶著好奇去了“藍房子”。門外買現場票要排長隊，我們因在網上訂了約定時段的票，先進去了。進門便是一個很可人的庭院，不小，高大的樹，美麗的花，水流池塘，鳥語花香。住房是沿庭院四周分布的，一層的屋子和兩層的屋子錯落間隔，估計不是同一時期蓋的，但總體協調，不失現代感。尤其是所有房子和院墻都漆成藍色，是那種天空藍到發黑的精藍，這個直接從宇宙腹地散發出來的顏色對人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我早看見墨西哥人超喜歡艷麗顏色，房子外墻都被漆成明亮的原色，紅的、黃的、綠的、紫的，房子越密集的區域色彩越扎眼，尤其是墨西哥城四周布滿民居的山頭，看上去就是蓋在一個個山頭上的五色鑲拼的被罩，那樣的風景世間罕見。然而，“藍房子”在墨西哥城內的富裕社區，一條街上的住宅都極其方正體面，房子外墻顏色完全沒有民間普通人家的火爆激烈，一般用淡黃、淺綠、銀灰，這類降了調的顏色，顯出一種克制和優雅。弗里達的藍房子卻在其中獨樹一幟，像是一個曲調中的最高音，高亢嘹亮，分明是一種旁若無人的表達。

　　說明牌上寫道，這是弗里達從小生長的家，后來成了她自己婚后的家，其中的一棟兩層樓房，就是弗里達和里維拉結婚后建的。樓下的房間現在做了陳列室，樓上的臥室、畫室保持原樣。樓下陳列的畫都不是弗里達的主要作品，就罷了；上樓去看她日常起居的環境，倒比看那些陳列的作品更能打動人心。

　　他們夫妻的臥室是分開的。無論是她的還是丈夫的臥室都不大，弗里達自己的臥室尤其小，床都是單人床，但她在這一層有兩個臥室，一個在畫室旁邊，一個靠著書房，可能是為了最大程度地方便她特殊的身體需要吧。她的臥房看著就是個墨西哥女孩子的閨房，罩著那樣繡花的床單，放著墨西哥的布娃娃。有看頭的是她的工作間，占據了二樓的主要空間，朝著庭院的一面都是玻璃窗，明亮悅目。房內當然是工作臺、畫架，然而，畫架前放著一把輪椅——看著相當刺激：這位女畫家，平常是坐在輪椅上畫畫和挪動的。

　　身體如此受限，她能畫什么呢？這可沒有難住她，如她自己所說：“因為我經常孤獨一人，所以我作自畫像，因為我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畫像?！庇谑撬簧o我們留下了五十多張自畫像，第一張自畫像作于19歲，她穿著紅色的天鵝絨裙子，顯得嬌媚，但后來她的自畫像越畫越嚴肅甚至嚴酷了，全因為生命對她也越來越嚴酷：一是肉體上的疼痛從不放松她，二是她22歲時嫁給最有名的墨西哥畫家里維拉，那個多情的丈夫老是跟別的女性有染，等于是在心靈層面上不停地折磨她。

　　因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磨難，她筆下的自畫像從來不笑，總是神色嚴峻，即使盛裝出現，也會添加上流血的傷口，或加上各種隱喻形象——比如荊棘的項鏈，扎滿皮膚的鐵釘，袒露出來的心臟，乃至蹲在她肩頭的黑毛野獸和躺在她身邊的白色骨架……充滿隱喻卻相當誠實，一望而知畫的是她自己最切身的體驗。她的坦白直率在藝術史上沒有人能做到那個程度，以至于畢加索看見了她的畫也感嘆：我都畫不出你這么好的自畫像。

　　說到這里，人大概會覺得，這位女畫家飽受苦難，生命凄慘，即使獲得名聲，但代價也實在太大……可是且慢，我的參觀還沒有完，在藍房子最里面的一棟平房內，還有一個弗里達的服裝首飾展，走進去看見她生前穿戴的各式裙子、披風、項鏈、手鐲，包括她一條假肢穿著的紅色雕花小皮靴，頓時叫人看見了她生命璀璨的一面——了不得，這個墨西哥女子多愛美啊！

　　她是一向盛裝的——她留下的照片已經展示了這一點；她的眾多自畫像也如此，哪怕是畫有傷口或者血淋淋心臟的畫面，她也叫自己華服美冠，冷艷而冷靜，絕少披頭散發呼天搶地……叫她對生命中的痛苦皺眉哭泣，那是想都別想。即使她必須一直穿著由皮革石膏和鋼絲做成的支撐脊椎的胸衣，一個人才豎得起來，而這又會讓她的身體終日處于疼痛之中，她也不肯叫自己的身體軟趴趴地橫著，攤著，寬袍大袖地拖沓著。她從來都是把頭發梳得一絲不亂，身著五色的墨西哥民間服飾，頭戴花冠，站在人前必定是亭亭玉立，風姿綽約，光彩照人的。

　　我好像有點明白弗里達為什么會成為墨西哥文化符號的原因了。想想看，她這樣一個人對于裝扮的講究，蘊含著別的愛美女子絕不會有的兩層含義：一是，她對于主流文明的抗爭；二是，她對于生命的抗爭。

　　第一點的理由是，展出的弗里達服裝全是墨西哥衣裙，即那種被稱為“特萬那”（tehuana）的服裝風格——在深色或黑色的底料上繡出燦爛艷麗的大花朵，美得轟轟烈烈；或是有明麗抽象圖案的短上衣配長裙，頭戴花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特萬那風格，就去看弗里達。但這樣的美帶著“土氣”，在20世紀早期上層社交圈子里分明是扎眼的“異類”，甚至就在墨西哥城本地，在弗里達盛裝出門時，墨西哥城街道上的頑童見了都會從后面跑上來問：咦，馬戲團啥時候來城里了，你們什么時候演出??？

　　其實說起來，弗里達身上的西方血統應該更多，她的父親是匈牙利移民，母親是西班牙人與美國印第安人的后裔，算半個西方人，她丈夫里維拉跟西方藝術界的大腕們混得風生水起，他們夫婦交往的西方朋友比墨西哥本地的更多。然而這些都擋不住弗里達我行我素，用裝束來宣示自己的文化立場——熱愛墨西哥！

　　我們女人真的知道，讓自己衣著與主流不同需要多大的勇氣才做得到，必須是內心真正強大的好角色才有自信那么去做。比如中國現在的白族舞蹈家楊麗萍，也能鮮明而從容地熱愛著民間文化，她全身上下民族服飾，提著竹編的籃子，把自己做成了世界社交舞臺上的一道風景。然而，這卻不能亂學，除非你已經把每一個細胞都先活成了楊麗萍。

　　弗里達也就是每一個細胞都是弗里達，一點不摻別的東西；她一向有自己的愛憎取舍，從不跟隨“流行”。比如她說：“我對于木匠、銅匠等人感覺更加可親，他們遠比那些大群的腦袋空空的所謂有教養的人群更值得親近?！痹俦热?，在上個世紀30年代西方最流行的超現實主義領袖普呂東賞識她時，她頭腦非常清楚地說，“他們認為我是個超現實主義者，但我不是。我從來不畫夢境，我畫的是自己的現實?！闭媸敲靼兹藚?！

　　第二點是對生命的抗爭。弗里達是這樣概括自己人生的：“我一生經歷了兩次意外的致命打擊，一次是撞到我的街車，一次就是遇到里維拉。”撞車的后果是讓她的肉體從此生活在刀尖上——每日的肉體疼痛；而遇到不斷出軌的丈夫，則是把她的精神從此也放在了刀尖上。

　　說到她與里維拉的關系，起先她只是跟他學習繪畫，之后發展為愛情，里維拉是真心喜愛這個有個性的女孩子，殊不知，他的愛情是加了砒霜的蜜。他戰勝不了自己喜好女色的天性，即使愛自己的妻子，也完全不能停止不斷出軌。傷到弗里達最深的一次，是他居然和弗里達的妹妹有染了，弗里達受傷至深，選擇離婚。其實離婚之后兩人都非常痛苦，誰都離不開誰，于是復婚。在藍房子里至今放著兩個鐘，指針指向她生命中的兩個時刻，一個停在1939年9月，她因里維拉與她妹妹偷情而與他離婚的時間；另一個停在1940年12月8日11點，她和里維拉在舊金山復婚的時間。

　　這就是說，她愿意接受現實，讓生命就在那兩層刀尖上舞蹈：在肉體上，她讓一個破碎的身體走出來依然婀娜多姿，明艷漂亮；在精神上，她把自己的痛苦變成藝術的養分和題材，在從來都是由男性的畫筆去表達女性的藝術史中，她成了第一個由女性來表達女性自己的畫家。在精神上，她的對策是： “也許人們以為我和里維拉這樣的人生活在一起，會發出 ‘我多么痛苦’的哭泣和呻吟，可是，我不覺得讓痛苦流淌過去的堤岸會有痛苦?！彼笥褌冊谝黄饡r快樂而有趣，美麗而風流，從不在人前訴說痛苦，喜歡她的朋友們也許沒有看到，她已經在內心悄悄讓自己上升為盛放痛苦的“堤岸”了。讓該來的就來吧，在該走時就走吧，她對死這樣寫道：離去是幸，永不再來。

　　在繪畫技術上，弗里達不一定超過她那個善于畫畫的丈夫，可是她的生命強度絕對不是他和世界藝術史上許許多多有名的畫家能企及的。她像墨西哥境內隨處可見的仙人掌，再難，也能往下活，而且總是碧綠飽滿地站立在地面上，沒有一點點可憐之相，精精神神地覆蓋了墨西哥那些缺水的土地。

　　弗里達的生命攜帶了這么重要的信息，她當然會成為墨西哥的文化符號了。